笔者已经撰文证实《**(心意)拳序》(以下简称为《序》)中序言作者称自己恩师时用字的正确性，并再次证明了《序》距离今曰的久远及其真实性。本文就此《序》作者署名为“戴龙邦”而非家谱中的“戴隆邦”的问题进行考证，以再证《序》的真伪性。
一、戴龙邦与戴隆邦同音之差的出现
武术界凡留意此《序》的同仁均熟悉，在该《序》的抄本和出版物中，有的存有作者的落款和署名：“时在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荷月山西昭余戴龙邦，书于洛阳马公学礼书屋。”这也是为何此《序》又被称为《戴龙邦序》的缘故之一。
自民初孙禄堂先生的形意拳著作在社会上公开出版问世以来，所有公开出版的形意、心意著作文章中，包括戴家籍贯山西祁县本地的心意传人的著作文章在内，在记录戴家心意拳鼻祖戴公时，都是“戴龙邦”三字(除了个别著作抄本误排误抄为“代龙邦”或“戴龙班”等外)。
实际上就我们所见，上推到民国初期，在小范围刊印的著作，及其此前的清代的各个不同时期的有戴公名字或落款署名的拳谱抄本和各个口传及其记录也是如此——“戴龙邦”三字可谓千篇一律。直至近年由山西祁县当地戴家心意传人李景福、田瑞生二位先生公布的《戴氏家谱》和神轴中的“戴隆邦”三字的出现——“发现雍正六年戴氏家谱一套四本、神轴一幅”；“戴公名为“隆邦”，字“兴国”；有“子戴文良、戴文熊”等，才打破了这一记录!
二、龙与隆同音之差的出现所带来的问题
如果所公布的《戴氏家谱》和神轴中的“戴隆邦”三字真实无误(笔者尚未亲见此《戴氏家谱》和神轴原件)；如果大家对此历史文献证据没有异议的话，那么这一新证据表明了如下基本事实。
历来心意、形意门中所口传、著作所记载，出自目前公认的山西祁县小韩村戴家的《序》抄本(详细考证参见笔者在《武魂》上发表的《序言出处考》)所署名的心意门戴文雄(勋、熏、俊等)(即戴二闾)先生之父“戴龙邦”与山西祁县小韩村《戴氏家谱》中记载的戴文熊先生之父——“戴隆邦”，存在同音一字之差。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的事实。除非另有人另有证据能证明，在山西祁县小韩村当地，清代同期分别有两个戴隆邦、戴文熊父子与戴龙邦、戴文雄父子的戴家的存在。
就目前所见资料，戴家两三支嫡系传人，在戴氏家谱未公布以前，都不能道出戴龙邦先生的真名“隆邦”，特别是不能道出，古人“人以字行”的戴龙邦先生的字——兴国。这些传人中也从未显示有知道戴龙邦先生的真名“隆邦”的任何痕迹。
那么这些传人传谱与隆邦戴公究竟是何关系?戴龙邦与戴隆邦又是何关系?
三、龙与隆同音之差的可能性
我们回到历史实际，看戴龙邦与戴隆邦同音之差的可能性及原因。笔者以为，依据历史常识，基本上有如下的可能性。
同音字误用的可能性。
曰常生活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将某人的名字写成同音之字是屡见不鲜的。这本是常见的事情，更不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外是中国文字特点，各具特色的方言的存在，个人当时的理解及当时具体的情形等等所造成的，例证实在是举不胜举。
就武术界而言，凡对拳谱或著作等有所了解的，都不难见到拳谱著作文章文字中，对同一人的姓名误换错用同音字的情况。如孙禄堂先生著作中对郝为贞先生的文字，就是一例。郝家传人为此也有专门论述。
因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人把戴龙邦看作是戴隆邦的同音误用，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许多人可能也正是如此认为的。
由这种可能性，并结合历史上“戴龙邦”三字在心意、形意传谱传人中从来都是一样的，包括戴家比较直接的传人高降恒先生的著作中也不例外的历史事实，我们又可以推断出：在清民时期，众多流传的版本，可能存在唯一的一个祖本源头，而且从此源头祖本就是将“隆”错为“龙”字。
但是，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常见，但要从学术上去论证这一可能性，去论证历史上这个祖本源头是如何将“隆”变“龙”的，去论证有这样一个祖本源头，并找到这样的原始祖本证据，其难度可想而知。至少到目前为止，从笔者所见的几十本《序》的不同时期的版本看，还没有这个源头祖本。
学术研究，从来都是追求尽善尽美的。因此我们深入研究，是否有可能排除这种同音字误换的可能性，而有其他可能性?
若戴家此两个文献中的“隆”“龙”证据是出现在文史书画考古等学界，那么这些领域的学者们，看到这一同音之差时，一定是惊喜无比。因为那是避家讳!
讳名改字的可能性。
除上述可能性外，还有一个更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讳名改字。
若《戴氏家谱》和神轴中的“戴隆邦”三字属实，我们也认同心意、形意门一直流传的“戴龙邦”三字是因音同而错记的可能性较低，而且此种可能性对有关现象也无法解释，那么就是讳名改字。
这一可能性，不仅可以完全合理地解释为何历史上“戴龙邦”三字在心意、形意传谱传人中从来都是一样，各谱有一个将“隆”错为“龙”字的祖本存在，而且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常识——家讳改字!
四、学术界运用避家讳作为考证的方法
运用避讳包括避家讳，作为考证的方法，是书画版本考古文史界等的成熟和广泛使用的方法。如：
1．《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中，学者专家们，根据己卯本有多处避了允祥(康熙第十三子)、弘晓(允祥之子)两辈人的讳，从而证明“这个本子是怡亲王允祥家里人抄的家藏本，估计可能是允祥的孙子、宏晓的儿子一辈抄的”(冯其庸先生《石头记脂本研究》第3页)。
2．蔡义江《<红楼梦>版本浅谈》中有：庚辰本与己卯本同源，有同一祖本“己卯庚辰本”，时跨己卯(1759)、庚辰(1760)两年才整理出来的(雪芹尚在人世，但未参与整理修订)，故1-40回上有“己卯冬月定本”题记、41～80回上有“庚辰秋月定本”题记。己卯本仅存41回又两个半回，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庚辰本存78回，中缺64、67两回(现影印本已用它本文字补入)。两本均题“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可知书名“重评”之上述释义不误。又因有“祥”“晓”等避讳字，知其底本出自怡亲王府。
3．也有一些学者，以此本中未能彻底遵行避家讳，而否定是出于怡亲王府；以《红楼梦》中没有完全避讳曹寅之寅字等，而否定曹雪芹为真正作者等。
总之是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专家从正反两方面都在运用同一个标准——是否避家讳，来断定版本之出处及归属。
五、戴家人避家讳
避家讳是礼的内容之一，它体现着封建伦理道德。后辈遇到前辈大名的时候，自然要避讳，因此也要改动。
处于道光时期，家境富有，生活传统的戴家公子戴文良、戴文熊先生，在抄录父亲戴隆邦先生亲自署名的《序言》等拳谱时，对其中有父亲的署名——“戴隆邦”三字加以应有的避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同是出自戴家人的两份历史文献——《序言》与家谱，在戴公名字上出现了一同音字之差，除笔误等特殊情况之外，表明这就是在避家讳!是戴家后人在避家讳!常识显示：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其后人，都不会无故将自己或父辈的名字写错。且其使用的上述避讳法中的同音改字法——改“隆”为同音字“龙”!而不是其他各法。
这是当时的普通情况。因此我们的拳谱《序言》，又为清代同音字的避讳法，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六、运用戴家避讳考定《**(心意)拳序》(亦称《戴龙邦序》)的版本及出处
由上可证，《**(心意)拳序》抄本所署名文字“戴龙邦”，是在避“戴隆邦”先生讳，因此，我们就不难考证出：
《**(心意)拳序》是自戴隆邦先生后人之手而外传。我们由此确认出拳界流传，我们所能见的《**(心意)拳序》是来自戴隆邦先生的后人。
再结合心意、形意技术传承历史及文献口传，我们就可以得出具体外传人只能是戴大闾、二闾等一辈人，即《**(心意)拳序》传自戴公子。
由上可知：前辈所下传，我们见到的都是过录本。
(1)至此我们才发现原来李洛能、戴家传人下传，兼或见到的，都是过录本。这点确实是我们原来未能预料到的。戴龙邦先生的真迹或许还存于世。
(2)我们所能见到的戴家形意、心意传人历代所流传的《**(心意)拳序》(即俗称的戴龙邦序)都是过录本及其过录本，而不是戴隆邦先生的原本。
笔者对《**(心意)拳序》的出处及版本做了一些抛砖引玉的介绍，希望各界朋友们能提供《**(心意)拳序》更早更多的各个版本的信息。
七、除戴家戴公子一辈人等外，戴家传人与戴公隆邦先生确都是间接关系
由上可知，李洛能先生及传人和戴家籍贯家族之传人，均未能道出戴龙邦先生的真名及字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戴家传人与戴龙邦先生于时间兼或地理上的距离。虽然他们都以戴龙邦先生为旗号，但皆是非直接的关系，与戴龙邦先生只能是间接的关系，中间有戴家后人戴文雄等兄弟一辈人一层相隔。故除戴家戴公子一辈人等外，他们与戴公隆邦先生确都是间接关系。
这印证了笔者关于李洛能先生师承非戴龙邦先生等考证的结论(参见《形意发源地及李洛能先生师承之迷》考文)。
八、戴隆邦被埋没，而戴龙邦闻名于世的原因
由上自然可以得出：
由于戴家原始真件并未外传，至今也尚未见到；由于戴家传人与戴公隆邦先生都是间接关系；由于戴家后人避讳戴隆邦先生以“龙”代“隆”，外传的是过录本，故李洛能先生及传人和戴家籍贯家族之传人，均道不出戴龙邦先生的真名及字。
这是造成“戴隆邦”被埋没，而“戴龙邦”闻名于世的原因!
九、《**(心意)拳序》外传的时间
由上并结合戴公子之生卒，我们可知此《**(心意)拳序》的外传，当在道光同治年间。考序言各本的流传时间及其地理分布等，可知当在同治以前。最大可能性是几位好汉畅饮赊店老酒的道光时期。然后由自己的门人弟子们再传于各自的门人弟子，以此类推，遂有天下心意、形意网络到处可见此《**(心意)拳序》之局面的出现。
结论
综上所考可知，《**(心意)拳序》中的落款署名——戴龙邦，及其他文献著作中的戴龙邦，都不是错误，而是戴公子避家讳的结果，历史文献中戴龙邦与戴隆邦的写法，都是正确的。《**(心意)拳序》确是由戴隆邦直系后人戴大闾、二闾等一辈人所传出。自戴公子之后，各传人看到或得到的，都是经此避戴家家讳后的过录本。“隆、龙”之变奥妙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