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载曰：“厥后李洛能慕技往访……文量等以其远道访师，行端情诚，虽与之相友善，于是四人曰究斯技，行功弗辍。咸丰间，捻匪作乱，清帝派兵征伐，匪之就擒，四人（按：四人为戴大闾、戴二闾、郭威汉、李洛能）皆有功焉，尤以文薰为最，故匪平之后，敕赐黄褂以表其功。……”据高文，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又隔数年后，李洛能慕技往访前来学艺。此处设定1845年李开始跟从戴家学拳，按形意门所说李洛能生于1808年，此时李恰为37岁。这里的数据和形意拳界对李洛能宗师的共识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高降衡资料的准确性以及本文推论的正确性。“四人曰究斯技，行功弗辍”，意思是说李与戴氏兄弟和郭威汉是师友关系，年龄也应当悬殊不大，高降衡《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一书所画的“形意拳法师承表（原谱）”也说明了这一点--李洛能的位置在戴氏兄弟和郭维汉之下，又在戴氏兄弟和郭维汉的弟子们之上，非上非下位置特殊，想来四人关系也特殊。类此的排列方式，我曾在邓州穰东的“状元墓”见到过。状元墓即指嘉庆辛未科武状元马殿甲之墓，墓园内依次埋葬着马显鳞、马殿甲、马步衢三代人，在三人的右旁，马殿甲之下，马步衢之上，有一墓冢马家后人称为唐师傅坟，埋的就是当年在穰东清真寺教拳的枪师唐大用。因为唐大用曾教授马步衢武艺，受马家人礼遇，逝后由马家安葬在了状元坟的旁边，每年马家后人走坟（祭墓）老年人都要向后辈指认：这是马殿甲坟，这是唐师傅坟。可见，李洛能未被纳入戴家拳的传系，但李的身份地位却明显被尊敬，这也可能是李与戴是师友关系的一个证明。形意拳传系可能也没有把李洛能认为戴家公子或郭威汉的弟子，既不是他们的弟子，又在戴家得的拳，只好都推在了长辈戴隆邦的头上。结果无节制的提升戴隆邦的地位，又导致了和李洛能的断层，谎言难圆，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再者，高文中的传承系统，也是和太谷车毅斋的碑文“外传李老能”的记载相符的。
按传说的李学艺十年，则李1855年左右离开赊店，回到戴氏家乡谋职生活，并收徒授艺。在李学艺河南期间，正好赶上捻匪作乱，“匪之就擒，四人皆有功焉”，即说戴大闾、戴二闾、郭威汉、李洛能四人都参加了和捻军的战斗。查史书，咸丰元年（1851年），南阳捻党乔建德聚众两千在角子山（位于南阳市泌阳县，社旗县东南）起义，李大、李二聚众千余在南召起义，捻军在1851—1868年间活动于河南，1851—1866年间活跃于南阳一带。高文所述正好和捻军在南阳活动年限相符，极有可能是在和捻军结下梁子以后，为了安全起见，李洛能才离开了河南（并且李学艺已成），并由戴家把李推荐到山西太谷谋差的。
这里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高文中只提到“李政”为戴大闾、戴二闾、郭威汉三人之教师，但没有说李洛能和李政（祯）是否相见，故应该李洛能于1845年“慕技往访”时，李政（祯）已经不再教戴氏弟兄了，否则大师相会，岂会没有故事产生。那么李祯是何时离开的赊店呢？可能在“道光二十一年间，有陕西牛希贤者来店就食”之时即1841年就走了。这个时间确是和李祯（政）被水家请去教拳的时间十分契合！水家所流传的《水氏家传武术谱》为水氏心意一世水观澜于1844年前后所写，谱中拳枪等俱全，即斯时李祯、刘万仪、唐大用三人已经把拳术全部教给了水家，若推断李祯是1841年时去水家授艺，则十分合理，时间上恰好无有冲突。即李祯三年教于戴家，后又三年教于水家（晚年又教授水应龙）。这种推论亦和山西祁县范谊识的《守洞尘技》拳谱中的记述：“清季道光咸丰年间，戴氏在河南所得老拳师李珍（贞）祖师所传之真正法目”这个记载颇相吻合。道光咸丰这个时间记载颇准，道光年间得的艺，咸丰年间打的捻匪成的名。这样，戴家拿自家正在习练之不久的心意**拳教授于“远道访师”而来的李洛能，才出现“四人曰究斯技”的局面，其四人共同习练，共同研究，共同提高，正是学相同也，亦师亦友。
戴文熊（二闾）的生卒或曰1769年至1861年（郭瑾刚《戴氏心意拳》），或曰1778年至1876年（《中国武术大辞典》），那么究竟应该是何时呢？高文记载：“光绪初，文量等以年老归里”。按照高文来推断，姑设1838年戴文熊为22岁，至赊店帮其父打理生意，即约生于1816年，若享年92，则约卒于1908年。这样，戴文熊和李洛能（1808--1890）则年相若也，或师或友，亦皆合情理。假设文量等归里的时间为1880年，则戴二闾时年约65岁，年近古稀，也该回老家了，身体尚健，还能享受些清闲和天伦。如果按照戴文熊卒于1861或1876年，则光绪初回家乡的只可能是骨殖吧。在高绛衡的《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里有一幅照片，曰“戴先师像”，高先生为贾大俊的弟子，郭维汉的徒孙，其所谓的先师应辈分上不低于郭，想来应为戴隆邦较为合理。照相术在1860年以后传入中国，则此照片应拍摄于其后，戴隆邦其时或已不在人世，照相绝不可能，若推断“戴先师像”即戴文熊（二闾）还尚有可能。又听人说高绛衡《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一书中原本无此照相，我曾看过山西意源书社复印版的《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的确没有，那么公开者为什么要附上此照片呢，难道是又一次的伪证行为？可惜的是使之成为戴隆邦的想法还是无法实现，最前只能推到戴二闾，岂非又失算计。
由此可见，高绛衡《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书中所述历史与南阳水家的资料完全可以相互照应（就在赊旗的一段历史）。相隔几千里之遥的两地，不同作者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两文竟然能如此和契同情相参无失，岂是偶然哉？
那么戴家为何在河南赊店做生意？我们主人翁所生活活动的背景不可不知。赊店镇史称“赊旗”，建国后设县叫做“社旗”，清代时因为“地濒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迅速崛起，成为商机无限、生机勃勃的商业重镇。各省客商争相来到赊旗镇投资，购地建房，开设门店。在乾隆、道光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全镇七十二条街，人口13万多，是中国内地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直到20世纪初，铁路的兴建给它带来巨大的冲击，水旱码头的地位失去了，商业逐渐萧条。赊旗镇的繁华维持了两个世纪，尤多秦晋盐茶大贾。
戴家在乾嘉（乾隆四十七年的《创建春秋楼碑记》中即已有了广盛号），乃至道光、咸丰（道光十八年戴二闾等帮龙邦执旅店业，咸丰间，擒捻匪平乱，四人皆有功焉，敕赐戴二闾黄褂以表其功）年间在赊店镇做生意（商号、旅店、镖局等），正值此地经济鼎盛，商业繁荣，南北商贾云集于此的时候。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新兴的繁荣的港口市镇，百业俱兴蒸蒸曰上商机无限，既没有官僚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没有顽固的地方邪恶势力，正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商业乐土，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地方，所以这就给戴家在赊旗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退一步说，戴隆邦真的是山西客商与河南无干系吗？据胡刚先生提供说，戴家曾做官河南，在河南已居住两代以上，这就是说，戴家子孙已经完全融入当地成了河南本地人了。这种说法确是和社旗传说的戴广兴是本地人可以对应。在社旗作家屈儆的《赊店风云》中，似乎有一个矛盾，一面说戴广兴是本地人，一面说戴广兴是山陕会馆的会首，会馆的会首理应是山陕人才对，怎么会让本地人担当呢？但如果按上述观点理解，即戴原籍山西，是本地化了的晋商，既有威势又有德能，所以是会馆会首的绝佳人选，顺理成章。
那么在社旗是否还有实证记录了戴家在社旗的存在以及戴氏在此经商生活的痕迹呢？在山陕会馆，终于找到了一些有关的蛛丝马迹。山陕会馆座落在社旗县城中心，宏伟壮观，是山西、陕西的客商在发迹后捐资修造的“通商情，叙乡谊”之所。山陕会馆楼台栉比，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气势恢宏，前后有九龙壁、悬鉴楼、大拜殿、春秋楼等一座座宫殿式建筑，雕梁画栋，飞檐悬空，更兼会馆建设面积之大，为国内会馆之冠，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会馆”。
在社旗县山陕会馆内，现存有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创建春秋楼碑记》之石碑，碑文的“建春秋楼捐银商号”中记有：“广盛号九两五钱八分”，由此可证明“广盛号”是确实存在的。此春秋楼1756年筹建，用了27年的时间才完工，民间有童谚曰：“赊店有个春秋楼，半截钻到云里头”，可见工程之雄伟壮观。在咸丰七年(1857年)，捻军抵赊旗镇时，由于遇到富商豪绅的踞楼抵抗，春秋楼被捻军焚毁，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现仅存月台遗址。（火烧春秋楼在南阳县志、方城县志、唐河县志等周边县志中皆有记载）社旗作家、原社旗县电视台台长屈儆（屈复林）先生曾以捻军攻打赊店镇、火烧春秋楼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赊店风云》，我在拜读了以后，疑书中戴广兴是戴隆邦的原型，广兴与兴国之关系究竟难明，尤为可疑。后来我们拜见了作者屈先生，屈先生坦言不懂武术，书中故事完全以赊旗民间传说演绎而成。也许此民间传说，从侧面证实了戴氏在社旗的活动。由屈先生的小说推断，似乎戴隆邦是山陕会馆之“会首”，地位显赫。捻军以赊店镇富的流油，故不断来此“打粮”，戴以自己立场和为自身利益计，与捻军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结下仇怨势在必然。
戴氏兄弟晚年回到了山西故土，若理解为避仇甚当。自古以来这种例子，不在少数。当年戴家和捻党作战，结下了不解之仇，捻党一直伺机报复，我明敌暗，防不胜防，只有回老家。戴氏心意拳曾有戴大闾被红胡子（特指土匪）点天灯的传说，可见行走江湖结怨之深，人在江湖，不得不防啊。所以后来戴家为保身家安全、子孙性命，对拳术一道讳莫如深，致使传人甚少，更对在河南所发生的事苛意回避，隐而不谈，即使对后辈传人亦是绝口不提。本来这是韬光隐晦的无奈之举，亦是明哲保身的聪明之举，但对后来拳学考证和师承源流种下了隐患。后人为述说清楚渊源，或道听途说，或胡编乱造，以为塞责，又在难以自圆其说之际，为释群疑，再作伪证，其用心良苦，本无可厚非，只是随着历史资料的发掘，历史真相必将逐步大白于天下。试想戴家在河南经商多年，生活多年，但对于后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传说和故事，岂不是不合常理？非故意隐瞒而何？与之相同，李洛能也深知其中利害，同样回避在河南的一段历史，后人或有问起，则要么支吾其词，要么胡诌应承，后世纷争皆由此而起。
在社旗我们拜访了强自立老拳师，他是现今社旗资历最老熟知历史的老拳师，也是老一辈拳师中仅存的一位。强自立说，在清朝末年，戴家在社旗有一个叫“永丰园”的粉局分号，东家即为戴二闾，功夫很好。（查会馆资料，永丰粉局在乾隆年间已经存在。）在社旗分号的掌柜也会武术，功夫很好，不过从不在人前练习，没人见到过。人们都知道山西戴家形意拳耍的好（强自立说成是形意拳），但在社旗本地没有传人。在本地的传说中说，每隔一段时间，老东家戴二闾即来社旗一趟，住几天就走。有一次永丰园掌柜送戴二闾回山西，一直送到黄河滩上（作者注：原话如此，似不合理，社旗距黄河尚有四五百里），戴二闾说：“这几年你的功夫练得咋样了？”掌柜说：“一直在练着，没断过。老师你给指导一下吧。”说着掌柜的练了几路拳让戴二闾看，戴二闾说：“这样吧，你来打我，让我试试你的功夫咋样。”掌柜于是冲戴二闾一拳打来，拳打到时再看，已不见了人影，原来戴二闾已经转到掌柜的背后了。戴二闾说：“你的功夫还不沾着呢。”意思是说，你的拳没打到呢，人已经跑掉了你还不知道，还差得远啊。从强自立所讲的传说可以看到几点：山西戴家在社旗做生意确有其事；戴二闾功夫高超；清朝末年戴二闾尚健在；戴二闾家住山西，赊旗有分号；戴家分号的人也精通武术。
既然如高文所说，李洛能与戴大闾、戴二闾、郭威汉三人同练同研，那么再论戴龙邦如何如何已没有意义。但戴家也好，形意拳也好，总不乏戴隆邦的传说，应该是对戴隆邦的武学修为的肯定，抑或是戴隆邦对戴家拳系统的形成有过举足轻重的贡献。传说戴隆邦和山东螳螂拳高手金世奎换艺，所以，在戴家拳地系统里面留下了螳螂拳七小形和五趟闸势捶，可见，戴隆邦原本就是功夫高手，兼是武术发烧友，所以戴家拳里面另有长拳、小洪拳等等东西，这应该是戴隆邦的贡献。戴家拳里心意拳的内容应该自戴大闾、戴二闾始，老师即是河南鸡腿先生李祯大侠。既然戴隆邦与心意拳无染，那么什么戴隆邦师父身份的曹继武先生，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了。从现代戴家心意拳的内容看，和南阳流传的心意拳的内容多有重复，应该都出自李祯的传授。
李洛能既然和戴、郭等一起共研，必然知道捶名心意或形意，抑或对拳名不以为然，只重内容不重形式。车永宏是李洛能的大弟子，车派传人至今只认心意不认形意，可见车永宏当年的认识，车永宏先生墓碑为民国十四年（1925）车氏门下所立，《车君毅斋纪念碑记》中记有“戴氏心意拳……外传李老农”。为什么李洛能之后大部分都以形意命名了呢？其实，在山西话中“心”“形”同音，都读作“xìng”，从语言（口语）的角度来看，心、形并无分野。人们认为心意、形意为不同的最大理由应是--两者练法、体系不同，但是车派心意与其他形意相同一不也是依然称作心意吗？可见内容、体系不是理由，还可归结到读音和用字的问题上来。有些人很在意心与形的区别，但也有些人并不以之为然，例如山西车派张友林先生称为“**心意拳”（ 李洛能—车永宏—李复贞—陈际德—王鸿—张友林，见张友林著《山西**心意拳》”），河北派的王连义先生称之为“心意**拳”（李洛能—刘奇兰—王福元—王继武—王连义，见王连义著《神功》）。可见他们并不以“心意”、“形意”为拘拘焉。高降衡为郭维汉一支的传人，为什么也称为形意拳呢？且看高成书的年代--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斯时正是形意拳大行其道，风靡全国的时候，自1915年孙禄堂《形意拳学》以后，形意拳界先后出了数本的拳学著作，高撰文时受其风气影响不难理解，正如宝鼎受姜容樵影响一样。可见，高降衡、宝鼎前辈也不是拘拘于“心”与“形”的，不管什么瓶，都可以装一样的酒。
李洛能在戴家学艺的传说中，形意界最津津乐道的是李洛能当年一式劈拳打了二年。可能有人以为这是一个传奇，我认为这是一个实事，可能有人认为表现的是当年老拳师的保守，我以为其中道出了内家拳练功的秘密。类似的故事在心意拳界更多，买壮图初学时一个鸡腿就走了三年。听马雷石老师说，他们学功夫时鸡腿至少走半年，半年再以后酌情加东西，据襄县姚国堂老师说，他们开始练时一式十字把至少推一年，又据洛阳马洪宪老师说，在洛阳心意拳里传统教法也是一开始先打单把（类挑领）一年以上，戴氏心意至今仍说“两年身法三年步”，然后才能教功夫。这种入门持久单调的练法在心意拳界里好像很平常，李洛能的练法与之一脉相承，这正表现了李洛能所得为正法真传，李洛能超人的功力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再者，李洛能开始所练其实并不是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劈拳，因为当时五拳的系统应当还未建立。李文彬先生的文章曾说到尚云祥教拳时不是从劈拳开始教，而是从鹰捉开始，由此可知形意先辈们对入门功夫的看法，也由此可以推断李洛能当初所练应为鹰捉合理。对比一下鹰捉和劈拳就知道二者何其相似乃尔，无论从劲力到到动作，从大形到细节，并且鹰捉要求五指揸开，动作幅度要较大，更容易做到劲贯梢节。其实一式之内所有的要求都做到，一式又岂是简单的一式呢，其中自有气象万千，拳谱云“一势变为十二势，十二势仍归于一势”正是这个道理，一旦得其中三昧，则体味无穷，毫无枯燥可言。
形意拳的体系是怎形成的呢？是谁完成的呢？应该是戴大闾、戴二闾、郭威汉、李洛能共同所为，是四人曰究斯技，行功弗辍十年的结果，这从戴家拳体系中保留有和形意拳体系一样的五行拳等可以判断。但虽然如此，戴家还是按照师传，遵从古法，未改心意体系，仅仅是添进去了一点自己的练功体会和心得之作，以为初学者入门别径。但是李洛能则情况不同，大胆改革，使古拳面目为之一新，形成了崭新的体系，猜想这与李洛能没有见过李祯大师，没有严格的师传传承有关。虽然李洛能和戴氏兄弟一样功夫大成，却缺少了原传拳法的框框拘束，全以他们四人所共同总结的练功程序和练功心得为准绳，使之成为了自己的风格。
李洛能所持的由四人所发展了的心意拳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看看今天形意拳的壮大形式就可以知道。心意拳虽好，但其重内不重外，强调随心所欲的风格，对初学者来说却是个障碍，因为在自己达到随心所欲之前而去揣度随心所欲的艺境势比登天，只有在自己达到了那个境地以后才能豁然明白，无不通融。练到随心所欲之时，回头再看初学时的动作、姿势等，顿觉形无其形，举手投足无不如法。但是前时动作是为载法之舟，定形正如渡河之筏，无筏不能过河，过后无需执著，弃筏而后得登彼岸，既登彼岸即是自由王国，无不随心所欲。但初入门者不得渡河之筏则不能得渡，是以筏为重要矣。既有好筏，便能广渡，既得好筏，便可得渡。窃以为形意五行拳正是形意拳之好筏，是他成就了形意拳的辉煌，使更多的人得其门而入，步入了武术的王国。偈曰：渡河有筏是关键，既渡弃筏登彼岸，不得其门浅是深，得入其门深是浅。练好五行十二形可得功夫，抛弃五行十二形可成大师，这就是用筏和过河的辩证。其实，五行拳并不仅是五个外形，重点也是以找劲为主，仅模仿动作，还只是一个空架子。对功架定型，确立固定之动作，不是对心意拳拳学的发展，但确立其练法体系对于拳术的普及却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的武林精英。至于心意拳和形意拳如何相通，拿来双方的拳谱对一对就知道二者是如何的异口同声毫无二致。
那么为什么心意拳讲十形，而形意拳却讲十二形呢？其实，十也好，十二也好，都不过是一种方便的说法，细究起来又岂止十形十二形呢？所以也谈不上形意比心意增加了什么，取十和十二，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偏好罢了。十象征圆满，十二代表周天，不过取其吉祥之意。在中国文化里面，较多用到的数目有十、十二、十三、十六、十八，十为圆满之数，暗含十大天干，十二为一周天之数，暗含十二地支，十三大吉大凶，暗含南斗六星注死，北斗七星注生之意，十六喻少女，象征美好，十八为成年，象征成熟。可见，数目的取用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如13在西方国家为不吉，所以西方没有13，只有12A，以避讳，但在中国，诸如十三太保、十三香、十三刀、十三枪、十三势，可见中国人对13的偏爱，所以数字又何罪焉，全在人的喜好之间。所以，十形、十二形皆非定数，故亦无须深究，正如惠能法师所云禅不在坐卧，若执著而求之，岂不非也。曾见有人说形意是客观的形，心意是主观的形，即是说形意拳尚重外形而心意拳更重意（神），虽说也是以动物象形，但外形上却大都脱离动物形象，而仅取其灵性与本能。其实形意拳到达“拳无拳意无意”之时，不也一样要脱离外形吗？正如拳经所说以不见形为妙。其实拳到高处境界通，天下之道，殊途同归，更何况一本同源的两种拳法呢。两种拳法以互参为妙，学了心意学形意，知其所变，学了形意学心意，知其本原，两法同参，境界随之开阔。
戴家无疑是从心意拳到形意拳演变上最关键的一环，李洛能能成就形意拳一片丰硕的成果，也可窥见戴家拳的优秀。形意门推崇戴龙邦也理所当然，但是为了抬高自己，不顾史实地为戴龙邦虚假造势似不可取，戴若上天有灵也应觉不堪。中国之传统美德最重尊师重教，如此置戴氏于不义，既显现戴之师道不尊，也是对戴之师道不尊。正视历史，是对先辈最基本的尊重。戴家拳是正脉传承，不是横空出世的神拳，也不是来路不明的鬼拳，而是中华文化千年沉淀的结晶，是先代大师智慧的集成，其中包容着五千年的文明成就，融汇着东方文化“道”的内涵。由师承上看，戴家心意不会是孤本。戴家拳的内容，和南阳一带心意拳法有大量重复的内容存在，即是明证。悟空西行,精进恒贞，对戴氏心意的问题却牵扯缠绕，苦思冥想，不能顿超，忽一曰得先知开示：去看看你的同门吧，存在的不会消失，消失的必有替代，你会看到你要的东西，摆脱顽空执著，颠倒烦恼，得解脱自在，去吧。悟空言下立悟，终于悟空，欢喜自在，遂遁入无余涅磐。
